史川轩 晋商兴起：大盛魁的样本

   王相卿出生于山西太谷，没有人会预测到这个婴儿将在不久的将来，建立并奠定一段“旅蒙巨商”200余年的发家史，成就后世乐道的大盛魁兴荣事。

   17世纪90年代(清康熙朝中期)，这个年轻人从家乡出发去杀虎口，为驻守在那里的清军提供服务，那里的军队由名将费扬古指挥。杀虎口位于山西省右玉县，是长城上的一个重要关隘，彼时正值康熙皇帝入蒙征剿噶尔丹的战乱时期。

   很快，王相卿和祁县人张杰、史大学相遇，并搭伙做生意，成了“货郎担”，用扁担挑着货物到各个军队的帐篷中出售。清军还雇用了三人做厨夫和杂役，不过起初生意并不顺利，张杰、史大学曾一度回家，坚韧的王相卿留了下来，在生意有所好转后，把张、史两人叫了回来，三人支起一块“吉盛堂”(康熙末年更名为“大盛魁”)的招牌，坐地行商，三个人都拥有商号的一份股份。据传说，创业的本金主要来自一位喇嘛，该喇嘛一去不复返，后来大盛魁将此喇嘛供为“财神”，世代供祀，股本中也有一项别于一般商号的“财神股”。

   当费扬古的军队向北挺进蒙古腹地的时候，三个人的商号一直跟随着他，向军队提供需要的货物，比如烟草、食品和茶叶，同时从蒙古人处购买牲口和肉。慢慢地，王相卿学会了蒙古语，熟悉了当地的社交习惯。传说，王相卿初次来到军事重镇乌里雅苏台时，恰逢当地一蒙古王公的女儿得重症，濒临死亡，他赠送山西的珍贵秘方“龟灵集”，王公的女儿得以起死回生，并且嫁给了王家的三公子。大盛魁逐渐建立与蒙古上层的联系。

旅蒙商的特权

   所谓“旅蒙商”，是指康熙皇帝在战胜噶尔丹后所建立的运作跨边境商贸的新体系，以此取代明朝设立的、充当汉蒙贸易中心的“马市”。清朝禁止商人在蒙古拥有固定住所，只允许流动经营，故谓“旅蒙行商”。清朝只授予部分商人“部票”，准其入蒙经商，按照规定，获许可的商人必须沿着一定路线进行经营，或在特定的地点进行贸易，且受到清朝驻蒙官员的监督。

   然而，大盛魁在“旅蒙商”中地位特殊。为保持蒙古地区的稳定，清朝在远离中原腹地的军事基地供养着大量军队，需要商业组织的帮助，以提供所需的商品，大盛魁充当了该角色，并且获得了朝廷与蒙古贵族的信任，直到18世纪中期，大盛魁的总号一直设在乌里雅苏台。

   嘉庆年间，清朝廷颁发了在蒙古地区发行“银票”的执照，同时紧缩其边界政策，一开始只有两家商号得到了在蒙古行商的经营执照。大盛魁是其中一家，并且很快在蒙古全境确立了垄断经营权。银票的执照相当于今天银行的牌照，凭此可以建立“票号”，有权以高利息放贷。

   大盛魁的“银票”生意，主要有两种运作方式：“一羊三批”和“包办进京”。

   所谓“一羊三批”，指的是一只羊可以分三批得到利润。比如，一位蒙古王公购买丝绸和茶叶，由于没有现金，可要求大盛魁借款给他。相应的，该王公会在作为凭据的银票背面盖上他所管辖的“旗”的大印，承诺偿还债务。债务是计利息的，如果债务是相当于一只羊羔的价钱，那么三年之后，按照常规利息，这个旗可能欠大盛魁两只羔羊的价格(债务还会考虑牲畜自然生长的自然因素)。告贷的是王公，债务实际是由该旗的牧民们承担的，主要通过牲畜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强势销售完成。

   除了前述银票利息之外，由于垄断经营，大盛魁高价出售丝绸和茶叶，从交易中获得高额利润，是为第二种利润来源；再次，蒙古王公出售牲畜归还债务时，大盛魁又可以将采购价压得很低，以保证获利。于是，商号可从一单生意中三次获利。

   大盛魁的第二种主要收入是“包办进京”。根据18世纪清朝廷颁布的《理藩院则例》，要求所有蒙古王公经常到北京朝贡，王公们被迫轮流去北京上朝，长途跋涉后又要得体地在北京亮相，开销巨大，有些王公手头拮据，有些则觉得携带太多的银两容易招惹是非，于是，由大盛魁为这些王公提供旅费以及在京城的费用。

   出发时，大盛魁会派一个人陪同王公贵族上路，帮助支付路上的费用。王公们的花销很快就能积累数千辆银子，某些年份，大盛魁为王公们垫付的费用一年超过10万两。由于大盛魁资本雄厚，并且有办法从王公们的旗下收回欠款，因此，王公们都乐意采用此种方式——由他们的旗民承担直接偿还本金以及高额利息。在由王公开具的借贷印票上写着“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蒙民所欠债务一般也是不敢赖账的。

   据统计，在巅峰时期，蒙古140个旗和所谓的“沙毕”(蒙古的一种行政单位)，只有十几个旗的王公没有欠大盛魁的债务。艾梅霞(Martha Avery)在其所著的《茶叶之路》中一针见血地说道，“由于数目庞大的债务的存在，这些王公贵族实际上被清政府的代理人控制住了，其中最著名的代理人就是大盛魁”。此外，大盛魁作为清朝廷的官方代表，还参与打理蒙古地区的税收。

   蒙古的王公贵族连带牧民大多都是大盛魁的债务人，每年会召开一次“朝格勒尔”会议。由蒙古王公根据上贡清室和自己消费的需要，确定各盟、旗牧民所应承担的贡赋份额，然后以票据形式写明，交付给大盛魁去向牧民索取所负担的债款和利息。同时，会议还确定每年牧民以物抵债时，马、牛、羊、皮毛和药材等价格，一经确定，即无权修改。

   1924年外蒙古地区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下令全蒙各地凡欠大盛魁债务者，一概不许偿还，并没收大盛魁在蒙的资产，当时大盛魁的债权几乎全在外蒙古，仅科布多一处的债权就有15000峰骆驼，20000多匹马，200000只羊。

混业经营

   当然，大盛魁的兴盛并不仅仅缘于清朝廷授予的垄断特权，其自身营建的系统确保了其将特权转化实在的商业利益。

   大盛魁总号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和收购了一系列小号，其中的大量小号都参与竞争性业务，其中，名声最响的当数“大盛川”票号。

   大盛川的总柜位于山西祁县，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号，其中北京分号至少十人，与满清朝廷各个机关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许多大臣都是其客户。事实上，“包办进京”的业务正是由大盛川出面，蒙古的王公准备进京时，他们首先向大盛川在当地的分号要求贷款，祁县的总柜接到贷款的数目并且对王公的家底进行评估后，然后向北京的分号建议放贷的数目，当贷款的王公到达北京后，北京分号的主管负责接待，来商讨贷款事宜。

   茶叶生意也是大盛魁商业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盛魁茶叶生意主要由其小号“三玉川”经营。

   在大盛魁的体系下，茶叶商号的生意和票号的生意密不可分，在大盛魁从两湖地区购买茶叶然后卖给草原游牧部落的生意中，其小号“三玉川”提供了茶叶，而“三玉川”的运营资金则大多是由“大盛川”提供的。小号向总号保证货源，生意的各个环节都有钱可赚，当大盛魁的在蒙古卖掉茶叶时，得到的是高利息的、约定支付的票据，一般会由牲畜交易的收入来抵偿，牲畜交易的对象是大盛魁的另一家小号。

   事实上，相当多的小号围绕在总号周围，在不同地点提供不同贸易货物，将大盛魁获得的垄断经营权的商业利益最大化。

   在整个贸易网络中，除了自行组织货源之外，大盛魁还建立自己的运输体系。大盛魁拥有数量可观的驼队在蒙古地区批销货物，并在蒙古地区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重要据点都设立分号。任何时候，大盛魁都有10到15个驼队在路上，其鼎盛时期，具有骆驼2万余峰。

   借助各种不同经营项目的小号，大盛魁只需通过自己的银号、票号、钱庄供货、存放、汇兑以融通资金，就可以从全国各地进货，再通过中转点，行销于蒙古草原、新疆、西藏和俄罗斯，再从那里运回当地特产，转销内地，利用庞大的骆驼队在草原上流动贸易。大盛魁的贸易活动范围也越出了草原，乃至省界和国界，南至广州，北达蒙古，东抵日本，西到莫斯科，形成了规模巨大、网点密布的商业和金融业集团。

   晚清之际，大盛魁处于鼎盛时期，号内员工多达六七千人，总号的资本逾千万两白银，其分号的资本也已发展到了十万、百万。一种说法是，其资金之雄厚，可以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一个挨一个一直排到北京城，拉出一条全长两千公里的银元宝线。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评述说，大型的山西商号往往具有“混合经营”的特点，大盛魁堪为典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集商业、运输业和金融业于一体的具有子母公司性质的独特商业系统，雄踞塞外，成为在商业金融业发展史中罕见的垄断企业。

大盛魁的标本意义

   王相卿等三人草根创业，最后造就了大盛魁的辉煌，管窥其中的成功要素，对于理解晋商这一知名商帮的崛起，同样具有典型意义。

   在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所长刘建生教授看来，以大盛魁为代表的晋商群落的崛起，首要因素在于“自明到清朝中期，但凡国家政策大的调整，山西商家都抓住了历史的机遇，用足了政策。”

   据刘建生教授介绍，早在明代，朱明王朝为了确保长城沿线的安全并把蒙古势力围困于漠北，特设辽东、蓟州等九大边镇，驻屯80万戍边兵丁。这条明王朝抵御蒙族铁骑的塞北防线，形成了一个巨大经济消费区。明朝廷为了解决北方边垧的来源，在洪武三年(1370年)实行了“开中法”，鼓励商人运粮换盐，山西人近水楼台，纷纷到南方各地采购粮食、布匹运送到边关，换取盐引，至嘉靖、隆庆朝，宣府、大同等地相继开设“马市”，汉蒙之间的茶马互市愈趋频繁，山西人又把茶叶、粮食、丝绸、布匹输入蒙古。因此，早在王相卿从商的300年前，商业意识就已在三晋大地萌发。

   同时，山西人多地少、土地贫瘠，据统计，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人均占有田地14.05亩，而山西人均只有10.28亩，至明万历六年 (1578年)，山西人均天地又减为6.92亩，由于土地所产不足以生存，山西人也敢于打破传统的务农为生的生存方式，于是有了“走西口”一说，其中一条路线是从山西中部、北部出发，一路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这也正是贫寒青年王相卿早年出走创业的路线。

   王相卿创业之时，恰逢康、雍、乾三朝的西征平叛的肇始，频繁的军事行动同样为其创造了商业机会，而他之所以有机会能够随军效力，又与晋商、清朝廷良好的政商关系密不可分。早在明朝末年，范永斗等八家山西巨商以张家口为经营基地，为满清购买粮秣、军械，传递情报和宣传品，清廷在“入关后给”予了赐产、入籍、赐职等回报，成为内务府的皇商，还特准其经营一些垄断性行业。清廷对于晋商群体格外信任，而大盛魁的垄断经营地位，可说是这种信任的延续。

   待满清稳定了蒙古局势，与俄国勘边定界、签署《尼布楚条约》、《恰克图界约》和《恰克图市约》后，汉蒙、中俄平等贸易、互通有无的障碍被扫清。而山西地处中俄恰克图贸易以至欧洲腹地这条国际商路的交通要冲，是东接冀、鲁，西通陕、宁，南下豫、鄂、皖、湘、赣，北上出塞，直抵蒙、俄的交通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之清廷的眷顾，包括大盛魁在内的众多山西商号，担当起了对俄蒙的贸易重任。

   当然，山西人自身的吃苦耐劳也助推了商业的成功。据说，晋中一带的姑娘们都以嫁给大盛魁的伙计为荣。可惜的是，大盛魁的职工子嗣甚少，因号规规定，号内上下不准在营业所在地结婚或携带家眷，更不准与蒙古女人通婚。

   可以说，王相卿的发迹以及大盛魁200余年的兴盛，与晋商兴起的原因一脉相承，呼应了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的大背景，顺势而为，同时，也离不开晋商自身的远见卓识、诚信勤勉。

   (特别感谢刘建生教授、高春平研究员接受采访并提供宝贵资料，文章内容主要参考文献包括艾梅霞著《茶叶之路》、刘建生等编著《回望晋商》、吕叔春编著《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