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毅：四十年浓缩五百年

文/苏彦

　　孔祥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部级优秀专家。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辽宁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中国供销合作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商业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山西省商业联合会副会长，辽宁大学、山西大学、中北大学、北京商业管理干部学院客座教授，山西省工程咨询专家委员会专家。

　　1963年8月毕业于山西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1997年12月至2000年l0月任山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在山西经济学界，尤其是在金融票号史研究领域，孔祥毅教授的名字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符号。

　　十多年前，记者曾有幸成为孔教授旗下的学生，尽管在上大学的四年中，真正的谋面也就有限的几次，他当时是山西财经学院的院长。所以，当我以一个记录者的姿态坐到孔教授面前时，生出一种不由自主的崇敬。比我印象中稍显瘦削，但很精神，尤其是在谈到他研究了40年的晋商时，孔教授眼角眉梢有掩饰不住的兴奋。

　　指点四十年晋商研究路

　　回忆起自己过去40年来的研究历程，最准确的还是他在自己一本书的序言里的话，看似平实无奇的叙述中流露出对他的事业的热爱。所以，在此辑录如下：

　　不知不觉大学毕业已经40多年了。在这40年中，除了最近搞了十几年学校管理工作外，基本上都是读书、教书、写书。我们这些搞社会科学的，不可能在实验室发现规律。研究经济金融理论，需要研究经济金融历史，通过经济金融发展过程的分析，去探讨规律性。

　　1963年一踏上工作岗位，领导交给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加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的工作。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是1960年成立的，是学校的一个重点科研课题组。从1960年开始，到1963年春主要资料收集工作基本完成，书稿框架已经出来。大约在1963年9月系里调整了教学与科研人员的力量，减少编写组成员。我是编写组的新兵，编写组给我的任务是收集、研究票号为什么会发生在山西的史料。

　　我在山西省图书馆泡了三个多月，翻阅了40多部府、州、县志，还有20世纪初中外学者们的一些研究成果，收获很大，心情也很激动。但是12月初的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我去省委党校学习一个月，然后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这样我中断了这个题目的研究，一去就是三年，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红卫兵大串联时，才返回学校，但是票号研究已经停下来了。然而山西票号与山西商人的关系问题始终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1974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接受了国家关于民国金融史的研究任务，要求山西分行配合研究民国时期阎锡山独立王国统治下的山西省银行历史。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被借调参加了山西省金融史编写组的工作，对散在民间的和山西省图书馆、档案馆和国家第二档案馆，以及南京、上海、山西各县的资料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整理，到1977年基本完成《阎锡山和山西省银行》史料。就在接近结束时，人民银行总行又指示山西金融史编写组继续完成《山西票号史料》收集整理工作。这样，我又二度参与了山西票号史料的研究工作。  

　　1981年我偶然看到一条消息，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寺田隆信先生出版了一本《山西商人研究》的书，我写了一封信，并附去了我们的《阎锡山和山西省银行》一书。没过多久我收到了寺田先生寄来的日文版《山西商人研究》。我读了他的《山西商人研究》感到很震惊，一个日本人竟然能对山西商人的了解比我们山西人还清楚，我深感不安，这是山西人的羞愧，是山西财经学院学者的耻辱。后来又了解到日本还有老一代的学者左伯富先生，新一代的学者滨下武志、松浦章先生等都是研究山西商人的专家。心里想，山西商人在山西，山西商人研究的专家岂能在日本?  

　　在山西财经学院和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的领导下，经过行、校两家共同组成的编写组全体成员的一致努力，1981年末完成了《山西票号史料》的补充修订，于1982年春天召开了“票号讨论会”，来自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专家对山西票号研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到1990年，《山西票号史料》终于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大概是由于这些经历，所以在后来的教学中，尽管我主要是讲授货币银行学理论，但是对金融史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

　　1992年，在著名剧作家华而实等同志的努力下，“晋商文化研究会”成立，我作为研究会的副会长之一也积极推动晋商与票号的研究与宣传。1995年，晋中地委和行署决定建设晋中晋商大院文化旅游走廊，确立旅游经济为支柱产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晋商和票号研究与现代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票号研究从此走出了经院式闭门研究的藩篱，给晋商与票号研究注入了活力。

　　指点明清晋商成败

　　晋商在其近五百年的历史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后人以丰富的经营宝训，是一笔泽被世人、恩泽后代的遗产。500年间，晋商以其勤劳、智慧传承富裕、文明，足迹遍华夏，声名振欧亚，影响之大，在中国、在亚洲甚至于世界商史上都有一定的位置。

　　晋商精神，也是晋商文化内涵的核心，晋商精神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义利的价值观，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

　　重商立业的人生观：山西自宋元以后，逐渐在民间形成了一种重商观念，即“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这就是通过经商获得金钱，然后置房产买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经商获取收入，以其商业收入发展商业和金融业，建立以商业为始点的价值循环和增值过程。这种与传统伦理观念相伴的人生观，是山西商业发达的思想基础。

　　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山西商人同全国各地商人一样受孔孟之道影响，崇尚信义，在其重商立业的创业思想指导下，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的成功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的。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差。而往来于“茶马之路”的山西商人，贩茶于福建、湖南，销售于大漠之北，千山万水，穿沙漠瀚海，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饮冰雪，年复一年奔波于商途，尤其经商于新疆、蒙古、俄国、日本的山西商人，更需要克服语言和生活习惯等等障碍，没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难以称雄于商界的。

　　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山西商人笃信“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的和谐，尤其是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和关照。

　　尽管在传统思想中，商人的地位一直受到压制，但由于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商人在当时还是比较受政府重视的，官府对商人的正常经营不加干预。晋商在明清时代的崛起，与当时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民族方面的政策有很大关系。特别是清代后半期，由于晋商积极为清政府办理筹款，办理捐纳汇兑，代理财政收支汇解等，与清政府的关系迅速密切起来。可以说，与官府的密切勾结使晋商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巨大收益，但到清末民初，与官吏的过往太密，则是晋商迅速垮台的原因之一。

　　晋商衰落的原因可以分为客观和主观两方面，从客观原因方面分析主要有：一是交通改变，商路转移，失去地理优势。

　　山西商人的贸易重心在蒙古、俄国，由于科技的进步，19世纪末随着铁路、轮船现代交通工具的引入，海上贸易迅速扩大，沿海、沿江(长江)商路扩大，欧洲以及俄国亚洲部分商品多经海上输入中国，出口商品亦由海上输出，原来的经山西北出归化、库伦、恰克图的路线顿时冷落，而京包线的开通，也改变了晋商货运的格局，失去了山西商务的地理优势。这是自然条件造成了交通方面的变化。

　　二是外商入侵，洋货泛滥，失去了旧有市场。自鸦片战争，五口通商，洋货输入，洋行人侵，旧有的中国市场上插进了一支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经营现代机器生产和成本低、质量好的洋商品的洋行这样一支竞争对手。晋商拜倒在清政府下，清政府拜倒在洋人下，自然晋商不是洋商的对手。

　　三是清廷退位，政治动荡，贷款荒废，存款逼提。随着清政府跨台，官吏四散，山西票号对政府的放款，一夜之间成为荒账，而官吏个人的存款却需如数支付，挤兑风潮，将票号逼得只能关门破产。

　　从晋商自身看，其衰落的主观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度缺陷，股东无限责任企业破产后累及老家的财产。二是财东腐败，不理号事，管理混乱。清末，山西商人的财东已渐渐失去其创始人的精神和风貌，只知坐家享受，不知业务艰辛，而各地商号管理人员见财东腐败，也乘机捣鬼，亏赔增加。三是拒绝改革，固守旧制，失去发展机会。山西商人在商路改变、失去地理优势，和洋货深入、土货滞销、市场缩小的情况下，旧有的组织管理形式、经营方针受到严重挑战的情况下，却迟迟没有重大的改革和创新。

　　指点新晋商发展路

　　晋商的以企业制度为核心的经营管理之道，在当时是很完备和先进的。今天，把晋商的决策、领导、监督、控制等管理机制及其与内外环境的协调，同当代经济学、社会学及管理学、行为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对研究、探讨今天的企业经营管理会有很高的价值。

　　我们研究晋商不是醉心于颂扬他们当年的辉煌业绩，也不是要沉溺于繁琐的历史细节，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前人的得失成败，去和现实相结合，去指导今天的实践。

　　在当前中国东部快跑，西部提速，东北振兴的情况下，中部在塌陷。中部经济塌陷中，山西金融呈紧缩状态，表现在资金外流严重；金融保险业产值比重不断降低，从1995年占全省GDP的12%降到2003年的3.62%；银行贷款效率下降，山西亿元贷款创造的GDP，1978年是2.1亿元，1999年只有0.7亿元，贷款使用效率也从1990年的0.684降至2002年的0.513；不良贷款率从1990年代初的15%—18%之间上升到现在的30%—40%；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上市公司有24户，是全部上市企业的1.58%，市值仅占1.07%，而且上市公司融资能力差，1993年以来山西从股票市场融资近60亿元，仅相当于全国同期筹资额的1.25%金融紧缩的直接后果是产生了“虹吸现象”：山西资金被抽走，外部资金不愿进来。

　　山西要建成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就要解决建设资金。紧缩的金融态势显然完不成这个重大任务，必须创新金融机制，由此，提出了“营造山西金融洼地”的构想。“营造山西金融洼地”就是要吸引外部资金流入，阻止内部资金流出。孔教授建议以政府的强势弥补市场弱势，以政府驱动营造有利金融环境，吸引资金内流；再通过金融先导，引导资金流向新型产业部门，实现金融转换促进产业结构转换的目的；通过金融创新，培育货币市场，扩张证券市场容量，拓展金融宽度，营造资金内流市场环境，从而扭转山西金融紧缩局面，提升山西经济和金融实力。

　　山西经济结构是一种衰竭性经济结构,因为山西再生产过程中损耗与补偿极不对称。给这种不对称雪上加霜的是,山西付出极大代价挣下来的一大笔资金,又通过富豪外地消费的形式大量流失。  

　　目前的山西民营企业家在继承了老晋商的“官商”传统的同时，却丢失了老晋商一个宝贵特质:走出去的市场开拓精神。自从一些晋商将视野盯住官场以后，因为很容易获得丰厚利润，通过商业与金融创新去寻求新发展就不再重要了，以致坐失改革良机。

　　就山西民营企业来说,现代企业机制完善的任务确实很重。晋商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向现代商人转变，晋商还需要把丢掉的宝贵东西捡回来。

　　当前中国正处于新一轮经济高潮。由于2003下半年到2004年的宏观调控，经济周期可能延长，2005年至2006年会是高峰期。

　　改革开放25年来，第一轮发展高潮是沿海战略，山西没有赶上；第二轮西部大开发，山西没有赶上；2001年以来，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扩张，晋商能不能抓住机遇迎头赶上？是无所作为还是破釜沉舟？

　　随着科学发展观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晋商复兴，正逢其时。